配资世界门户他离休后居住环境差，如果为名利地位，55年能争一争中将、上将？

“1983年初夏，李赤然抬头看着吊扇，闷声嘀咕：‘这房子一刮风就掉灰，可还得将就。’”临行西安干休所不过一年，他已经对窗外的机车噪声习以为常，只是偶尔想到自己战斗半生配资世界门户，竟住在180平方米的套间里，心里泛起一点苦涩，而后又很快压下——因为他向来觉得，待遇不过身外之物。

李赤然原名李宗贵，1914年生于吴堡一个佃户家庭。陕北黄土硬，日子更硬，父亲却坚持“再穷也得认字”。小伙子脑子灵光，从私塾跳到高小像顺坡滚石，成绩总在前几名。可他真正的“老师”是姨表哥，一个早早入团的热血青年。1926年前后，村口的夜色里常能听见两人小声念《向导》周刊，一念便是天亮。

大革命失败，白色恐怖席卷西北。1927年，13岁的李宗贵把刚领到的共青团员徽章藏进靴筒，从此开始地下交通员生涯。染坊、油坊、学堂，他换着工作掩护身份，靠着一双快腿和一张机灵嘴巴保住了许多同志的性命。1929年，他宣誓入党——那一年他还没满15岁。

1930年春，省立绥德第四师范敞开大门，党组织指示他去念书。师范是公开办学，暗里却是革命熔炉。半年后，学生们在城墙上刷下三米高的标语“打倒军阀”，县警察团团包围校园。校门被封，他被迫返乡，顺势接管瓦窑堡党支部。短短一年，一个五六人的城区小组扩充到三十多名骨干，而他的公开身份只是一名小学教师。

1933年2月的一夜，李宗贵带队张贴传单时被捕，被一路解往省高等法院第三监狱。囚车颠簸的土路上，他默背《国际歌》给自己壮胆。“人被关住，声音关不住。”狱中，他同刘景范等人办起秘密课堂，硬是拉出了一个党的支部。1934年8月，陕北地下交通员砸开大门，数十名政治犯鱼贯而出，他在瓦窑堡的黑夜里换上一身粗布军装，从此改名“赤然”——意指赤诚之心燃烧不灭。

谢子长、刘志丹的名字在那几年陕北人的耳边千回百转。李赤然追随游击队奔袭横山、绥德，他把用来写大字报的毛笔插进枪套，战斗间隙仍给新战士上政治课。1935年东征、西征，他已是红15军团81师政治部主任。到瓦窑堡会议后，81师恢复红27军番号。毛泽东征求意见时说：“你从连指导员干到师政委，对这支土生土长的队伍再熟不过，合适得很。”他谦虚自认经验不足，没多久便主动申请去红军大学深造，王平接替政委，那是他少见的一次“让位”。

全面抗战爆发，党中央决定将陕北部队编入留守兵团，既防日寇，又防国民党嫉恨之刀。李赤然先后任团政委、旅政治部主任，足迹遍及陕甘宁的沟沟坎坎。与日军正面遭遇并不多，更多是清剿土顽、保障运输线。他开玩笑说：“别人往前线递子弹，我们递白面，递盐，还得递政策。”话虽轻松，任务却至关重要，没有这些补给，前线部队难维持。

解放战争爆发，他先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负责地方工作，1947年9月调入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，任政治部主任兼师政委。米脂攻坚、绥德反击、陇东追击，他跟随彭德怀、习仲勋转战关中平原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西北空域战略地位重要，原四纵所属部队改编为空军防空军第十二军，他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、副政委。从骑毛驴带传单，到听雷达监听敌机，时代巨变，他适应得比很多青年干部还快。

1955年授衔制出台，资历、职务、战功之外，还得看“山头”平衡。中将评定硬杠杠：土地革命时团级以上，抗战时期旅级，解放战争正军。李赤然恰好缺一格——抗战期他没升旅，最高团政委，按章只能列少将或一等功臣。但组织初步意见里，西北局考虑到他在陕北红军、在地方统战和在解放西北时的独特贡献，确有给中将的提议。罗荣桓总干部部批件送到西安征询，他笑说：“给我少将就行，多一星麻烦也多。”一句话，把争论截断，也就没有后文。

有人疑惑：既然不在意军衔，为何后来对干休所条件略有微辞？知情者解释，李赤然在部队带兵时对伙食、宿舍抓得紧，他觉得一线士兵该吃饱、睡好。自己退下来却住在尘土飞扬的半旧楼里，难免想“连个干休所都搞不好，怎么让现役军人放心打仗？”这与其说是个人抱怨，不如说是老政工干部的职业敏感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1980年代初，南京军区空军机关搬迁方案浮出水面。有人劝他利用副政委余威，为自己争一套条件更好的房子。李赤然摆手：“我在三十年代牢房里都睡过地板，现在还能怕吵？别折腾。”一句朴素玩笑，背后是几十年养成的戒律——名位可让，原则不能让。

陕北红军出身的高级将领本就不多。上将只有阎红彦几位，十二位中将里也仅占一席。当年若他坚持，或许能在这张名单上添一笔。然而他更看重的是部队的传承与战士的士气。1955年授衔典礼那天，他掸了掸肩章，转身去找厨房管理员：“给炊事班批点杂粮，最近战士练射击消耗大，别饿着。”在场干部忍不住笑，心想这才是李赤然。